農民工老王還清楚地記得，2000年4月29日，那天他剛來到北京時，心里犯起了嘀咕：“北京是國家的首都，我一個農村的老百姓，它能容納我嗎？”
那一年，老王38歲，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。由于當時在山東單縣老家蓋新房，加上母親生了場大病，老王欠下2萬多元的外債，這逼著他不得不離開農村去謀生活。
老王想得很明白，要掙錢就得在人多和經濟發(fā)達的大城市，“走不出去，就不知道外面的天有多大，地有多寬”。
沒過幾天，老王在北京南五環(huán)外的一家建材廠找到了工作，在裝配車間里看管物料。他很能干，做事有頭腦，又是高中學歷，很快在工廠里立住了腳。
剛開始時每個月工資不到800元，他一直在城市里尋覓著其他掙錢機會。第二年，老王帶著老家的媳婦來到北京，在工作之外幫媳婦擺小攤，賣些炸丸子和糖糕之類的小吃，每個月能額外賺2000元。
如今，老王已經是建材廠成品庫的主管。平時愛好寫點散文和小詩的老王說，生活戴著一個緊箍咒，包括家庭關系、世俗觀念，也包括戶口限制，這些都是很大的約束。
老王說，農村人智商不比城里人低，而城里人享受到的東西更多，很多城里人還看不起農村來的打工者。比如剛來北京工作時，公司不給農民工繳納養(yǎng)老保險，還讓每個人簽字，聲明“我不愿意交保險”。最近兩三年，由于國家的強制政策，老王所在的公司才開始給他們繳納養(yǎng)老金。
其實這么多年來，老王一直試圖打破這些生活中的緊箍咒。早在1979年夏天，剛剛高中畢業(yè)的他就偷偷離開老家去山西打工，算得上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批離土離鄉(xiāng)的農民工。
由于戶口不在山西，老王找不到正式工作，合同工也只要本地人，他只能到親戚的建筑隊做事。頭一天的活就是挖基槽，要2米寬1米深，一鎬一鎬地刨，干下來雙手滿是血泡，晚上躲在被窩里“眼淚花花流，越想越難過”。
最后老王還是堅持了下來，接著又到一家煤炭公司幫老板收貨、看料和卸車，他的想法很簡單，就是為了改變家庭的貧窮面貌。兩三年后，他用工作的積蓄給家里蓋了三間瓦房，從山西買了名牌自行車、縫紉機和上海牌手表帶回老家，并且很快在家里娶了媳婦。
煤炭公司老板器重老王，勸他說，“你們那里發(fā)展慢，還是來山西吧，可以把老人接過來，我?guī)湍阍谶@邊落戶”。老王心動了，但由于媳婦在山西水土不服，他還是在1987年選擇回到了山東單縣的農村，重新當起了農民，只是偶爾會去到外地打工或者販賣些農產品。
多年后，老王再次離開農村來到北京打工時，他已沒有了在外安家的想法。老王對他的子女說，你們想在哪買房，想在哪發(fā)展，那是你們的事。對于老王而言，他計劃干到60歲退休后，回到縣城居住。
讓老王欣慰的是，他的三個子女都已經在北京成了家，有了各自的小孩，大女兒還在北京五環(huán)外的黃村買了房。老王則于2007年在單縣縣城為老兩口買了套房子，當時的房價是每平米1400元，相比北京來說便宜許多。
在縣城房子幾十米遠的地方，就是護城河公園，常有老年人在那里下棋、跳舞。老王想象著自己退休后每天溜達到公園里參加活動，鍛煉身體。他還準備在小區(qū)里開個超市，“不是為了掙錢，而是為了享受生活，老了就一定要開開心心，不然會感到孤單”。
如果說老王是第一代到城市里打拼的農民工，還多少眷戀著農村和農村的土地，“畢竟那是生咱養(yǎng)咱的根”。老王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已經融入了城市，土地和鄉(xiāng)村都不再是戴在他們頭上的緊箍咒了。
老王向記者說起一件小事：去年8月，他帶著4歲的小孫女回山東老家，小孫女跟爺爺說想要吃薯條。但老王不知道什么是薯條，結果買回來的是蝦條、紅薯干。后來，老王帶著小孫女找到了縣城里的洋快餐店。一進門，小孫女立馬興奮地說，“爺爺，就是這里”。老王感嘆，自己活了這么大把年紀，都還沒吃過薯條，這就是城市和農村的差距。
老王說，現(xiàn)在政策有了變化，他的孫輩們可以在大城市里就地上學。農村人為城市的發(fā)展做出了貢獻，他們的子女應該享受到同等的待遇，將來應該更加放開。
（原標題：“生活戴了個緊箍咒”——農民工老王的進城路）
????(文章來源：經濟參考報)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