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兩條主線路，比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更為悠久。東海起航線始自周王朝（公元前1112年）建立之初，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鮮傳授田蠶織作技術�；�子于是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(fā)，走水陸抵達朝鮮。這樣，中國的養(yǎng)蠶、繅絲、織綢技術通過黃海最先傳到了朝鮮。秦始皇（公元前221年）兵吞六國時，齊、燕、趙等國人民為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和隨身養(yǎng)蠶技術不斷泛海赴朝，更加速了絲織業(yè)在朝鮮的傳播。

　　中日兩國之間一衣帶水，通過朝鮮半島或經由日本海環(huán)流水路，交往十分方便。日本自古以來就有關于蠶業(yè)的傳說。傳說在公元前219~210年，秦始皇為求長生不老丹，曾派徐福率領童男、童女、船員、百工、數(shù)千人東渡日本，傳播養(yǎng)蠶技術，日本人民后尊祀徐福為“蠶神”。也有記載說，公元前三世紀，江浙一帶的吳地有兄弟二人，東渡黃海至日本，傳授蠶織和縫制吳服的技藝。其后，內地人士或經由朝鮮、或從山東出發(fā)，三三兩兩地到日本定居，交往十分密切，并促進了日本蠶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

　　據(jù)日本古史記載，西漢哀帝年間（公元前6年），中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已傳到日本。公元三世紀，中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。隋代，中國的鏤空版印花技術再次傳到了日本。隋唐時期，日本使節(jié)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，他們在浙江臺州獲得青色綾，帶回日本作樣板，仿制彩色錦、綾、夾纈等，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國唐代的名稱，如：絞纈、臘纈、羅、綢、綾、羽等。

　　唐代，江浙出產的絲綢直接從海上運往日本，絲織品已開始由禮物轉為正式的商品。奈良是當時日本的首都，可以說是中國絲綢之路的終點，正倉院則是貯藏官府文物的場所。今日的正倉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國唐代絲織品的寶庫，其中的很多絲織品即使在大陸也很難見到，諸如彩色印花錦緞、獅子唐草奏樂紋錦、蓮花大紋錦、狩獵紋錦、鹿唐草紋錦、蓮花紋錦等，還有不少中國工匠當時在日本制作的、兼具唐代風格與日本民族特色的絲織品。

　　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國絲綢被運往日本。元代，政府在寧波、泉州、廣州、上海、澉浦、溫州、杭州設置市舶司，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龍緞、蘇杭五色緞、花宣緞、雜色絹、丹山錦、水綾絲布等。明代則是日本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時期，這一時期，日本從中國輸入的生絲、絹、緞、金錦等不計其數(shù)。

　　清初（1644年），統(tǒng)治者擔心國內人民出海與明末抗清志士勾結，于是采取海禁政策，后由于國內外的強烈反對而繼續(xù)開放。此時，日本仍繼續(xù)大量進口中國生絲。1633~1672年間，日本每年進口的中國絲仍在20萬斤以上，這是由于日本人民服用絲綢十分普遍，而當時的日本國戰(zhàn)亂連連、蠶業(yè)衰退，國內生產的生絲數(shù)量銳減、品質不良的緣故。此時還有山東、陜西、安徽、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從事海上貿易活動，遠航至日本等國，以中國的綢綾等換取椒、檀、銅、藤等貨物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，中國政府為了換取日本出產的銅，允許中日官方往來，進行絲綢貿易。此后，中國的絲綢更源源不斷地被運往日本。

　　日本在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同時，積極引進中國的桑種、蠶種和先進技術，并于1868年前后確立了振興蠶絲業(yè)的基本國策，積極學習歐洲的蠶絲實驗科學，訂立獎勵專利政策，興辦科教機構，蠶絲業(yè)從此欣欣向榮。1909年，日本出口的生絲已達到8372噸，超過了中國（7480噸），位居國際首位，其后并一直處于領先地位。中國直到1977年產絲量才重又超過了日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