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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 淺談中國“集郵”是文明史的符號

      發(fā)布:2011-11-1 12:18:08  來源:哈爾濱百姓網(wǎng)-收集整理  瀏覽次  編輯:佚名
      說“集郵”,我是“檻外人”,就是跟著程文高、康國文、王宇明、張建偉、羅馬廊檐、鈍刀等諸位集郵先生當學生恐怕都不夠資格。寫這類的文章,絕對是拋磚引玉,我自己也是稀里糊涂,更別說懂集郵了。

        郵電未分營之前,還有一點郵票,自己也撿喜歡購買一點,多是參加會議、采訪、以及發(fā)表文章時人家贈送的。有了這點“家底”還是不敢“亮相”的。一是因為自己不懂郵票,二是著實集郵文化太貧乏,不足以在此坐而論道。好在“通信部落”的瀾溪、蟲蟲兩位勤奮的編輯,把這里建成了我們的“家園”,關上門說話,也不怕大家笑話了。逐也試水,探尋中寫一點對集郵的看法。

        我的集郵歷史印象多是因為“新聞”的緣故。從報刊、電視、街頭巷尾的議論中感受著集郵文化的片段,過去沒有當回事,今天猛然想起來,倒像接成了一套電影片子。說實在的,這種印象導引應該是那張風靡一時的“猴”票。黃永玉先生1980年設計發(fā)行的生肖票,成為我國動蕩年代結束以來的“集郵”里程碑。古老的生肖題材被1980年被首次搬上郵票,也是我國郵電部發(fā)行了第一枚《庚申年》特種郵票。

        這枚郵票的圖案是一只昂頭凝視前方的金絲猴,圖案本身就集中表現(xiàn)中華民族和傳統(tǒng)的特色,同時又特別著意于體現(xiàn)時代特點。這對當時集郵界來說,是一個“復興”式的燃點,從此也就爆發(fā)了,新一輪的集郵浪花。但是在美術界來說也是一個震撼,似乎徹底改變了以“政治”題材為主的美術現(xiàn)象。猴票的出現(xiàn),是美術、文學等“傷痕藝術”的鼎盛時期托出的一枚“另類”藝術形式。似乎人們不愿再過多看待已經(jīng)成為歷史的血淚回憶,已經(jīng)厭倦了那種控訴和沒完沒了的聲討,開始了對新藝術形式的復燃。

        跳過猴票,再從中國郵票源頭說起。1878年8月15日,清朝政府海關試辦郵政首次發(fā)行中國第一套郵票——大龍郵票。這年月是個什么環(huán)境呢?1878年7月28日,美國卸任駐華公使蒲安臣在華盛頓代表清政府與美國簽訂《中美續(xù)增條約》即《蒲安臣條約》。2月25日,清政府派遣的中國出使團由蒲安臣率領從上海乘輪船出發(fā),經(jīng)日本橫濱赴美,4月1日抵舊金山,5月1日赴巴拿馬,5月23日抵紐約,6月6日,蒲安臣及使團成員會見美總統(tǒng)。7月28日蒲安臣擅自越權代表中國政府與美國務卿西華德簽訂該約,條約在表面上互相平等,實際上在“平等”、“自主”的言詞下,使美國掠奪華工及在中國設立學堂合法化,這是國際外交史上的奇聞。

        這一“奇聞”與大龍郵票有什么關系呢?時間再向前推移一年,也就是1877年,是李鴻章大辦洋務的鼎盛時期,籌辦的開平礦務局那一年開始出煤。也就是說在大龍票出現(xiàn)的前期環(huán)境里,中國的已經(jīng)有了大量的“橫向外事”活動,也是一些“洋務派”不斷接受外國文明的一種標志。大龍票的誕生成了中華文明史的一個起點符號,繼而才會帶來不同階段的符號標志。

        據(jù)一些資料看,從大龍票一問世,就有了“集郵”活動。這種活動不是我們自己創(chuàng)造的,也不是偶然的一個奇遇,它應該是中國文化人“歷史觀”的重彩表現(xiàn)。從“文房四寶”到“青銅玉器”“古玩珍藏”早就成為這個受儒學文化影響至深的國度,特別是文人階層的“歷史觀”。走進中國文人家庭,都會看到一個書柜,或者就是一個博古架,上面擺放最為顯眼的就是二十四史,再就是不同時期的古玩。這說明中國文人的標準在“琴棋書畫”的背后要有一個更重要的標志,就是豐富的歷史知識,根深蒂固的《史記》歷史學印象。所以,“大龍”票一旦誕生在這個有深厚文明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里,自然就走上了收藏的“祭壇”。當時的收藏首先是歷史觀的“符號”收藏,絕不是增值觀念的收藏。增值觀念是在信用貿易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,中國商人自古的觀念就是“四兩撥千斤”。有朋友認為這個成語應該是武術術語。其實它是一個商業(yè)用語,是指銀子與貨物的等價關系。1878年的時代,實物貨幣仍在中國人的心目中,占主導地位,“信用”貨幣還只是一個短暫的和小范圍的流通形式。自然郵票當然也成不了一種“價值收藏”,只能是“歷史符號”的標志記錄。

        在中國郵票歷史上,占有主流的代表時期分為:清代郵票、民國郵票,解放區(qū)郵票、新中國郵票。在新中國郵票中,又分為:建國郵票、大躍進郵票、文革郵票、改革開放時期郵票、以及現(xiàn)代商業(yè)郵票。由于歷史的原因,從當今現(xiàn)實的橫向看,除了新中國郵票外,同時還有臺灣郵票,香港郵票和澳門郵票。我們現(xiàn)在所說的集中國郵票,實際上就是指現(xiàn)在并存的新中國郵票和臺灣郵票、香港郵票、澳門郵票。郵票是歷史的記錄,是人類文明史的符號,也是一個非常重要文化縮影。搞集郵也必須具有歷史的眼光,要有科學的歷史觀和社會學的基礎,否則集郵就會陷入又一個“知識貧乏”“增值儲存”的變相“銀行”。集郵活動不能為當代服務,只能成為今后人類記憶的符號,這樣集郵豈不讓大家白白玩味了一把,竟然沒有做好“集郵”的文章。也就等于給后人攢下了一個硯臺,一桿好筆,一刀徽宣。自己卻不會寫字,不懂書法,白白浪費了精力,卻未得樂趣。

        我在前幾篇文章里提到的“集郵思想”,那只是一個寬泛的,不著邊際的感覺,關于使之成為一種文化,提煉一種思想,研究歷史價值等諸多的課題,還要找出一條條科學的道路。這條研究之路才是“思想”所在,才能將自己的行為,魂系于國家歷史大計之列,用集郵的方式,為后人準確的詮釋今天或者昨天的歷史實事。

        集郵研究首先要肯定它是人類文明史的一個“節(jié)”,而不是一兩銀子。銀子好掙,歷史無法掙得。其次,要肯定集郵活動的規(guī)律就是歷史和社會發(fā)展的規(guī)律,有什么樣的社會現(xiàn)象就有什么樣的郵票誕生,也就會有什么樣的集郵活動。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業(yè),而不是犟著鼻子硬來的,硬來是也只是為了當代現(xiàn)實中“商用”價值,賺幾個小錢罷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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